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走过了30个年头，教育作为国家的重点发展战略，也呈现出急速增长的势态。有外国研究机构报道，中国高校仅仅用了几年时间就走过了其他国家几十年才走完的路程。当中国高校规模已居世界首位时，显然原有的教学条件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学生数量对教学硬件、软件的需求，于是，高校的扩张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大学城”这个新名词也应运而生。
大学城不是在一天建成的，与大学城一起壮大的也不仅是大学的招生规模，还有巨额的银行贷款。自1999年初各高校获准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以来，大学得到银行的“大力支持”，一座座大学城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南京的仙林大学城的规划面积达70km2，投资达50亿元人民币；同属南京的江宁大学城占地30km2，投资达40多亿元人民币；位于广州小谷围岛及其南岸地区的广州大学城占地超过43km2，投资竟高达120亿元人民币……。除了上述大学城外，还有众多“小型”大学城零散地分布于全国各地，它们昭示着中国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
然而我在欢呼之余心里却总是感到不安，因为我们看到了大学急剧扩招带来的负面效应，教育质量的下滑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必须正视“现在的研究生教育相当于过去的本科生，现在的本科相当于过去的高中，那专科呢，就只能相当过去的初中了”这一普遍流传的说法。与此同时，新建大学城教学设施标准之高、校舍环境之豪华、资源浪费之严重，与人才培养质量的反差却越来越大。大学校长几乎成了翻版的开发商，在任期间最主要的两项工作，一是搞地，二是搞钱。1999年以来，银行与大学的合作已成为一种风潮。开发和建设大学城所需的资金动辄上亿、几十亿，甚至百亿，而资金来源主要靠银行贷款。如此高的负债率，大学有能力偿还吗？事实是，它们已经陷入了深深的还款陷阱。以今日资产负债率之高、财务风险之大的现状，中国大学显然已经成为继银行、证券业之后的又一个高危行业。
大学会破产吗？20年前，似乎没有人会想到这个问题，然而就是这个原本有着绝对否定答案的问题，今天在澳大利亚出现了，也正在中国逐渐变成一种现实的危机。民办大学艰难求生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占全国90%的公立大学也纷纷坠入了重重财务危机。原来，大学也有入不敷出的一天。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我国的教育事业和校园建设步入这样危机的境地？
“不建教学楼，怎么进入‘211’呢？”这是一位大学校长的困惑，虽然这不是“211”的本意。“211”工程的原意是指“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点”，其中心任务是“提高高等学校的教育质量、科研水平、管理水平和办学效益”。但是到了现实中，申请进入“211”就成为众高校领导下达的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似乎唯有进入“211”，学校才有未来，自己才有面子。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显示自己的业绩，高校纷纷大兴土木，圈地造楼就不足为奇了。
根据国家审计署于2005年5月30日发布的《四城市高教园区开发建设情况审计调查结果》， 四市（即杭州、南京、珠海、廊坊）高教园区建设计划投资中的银行贷款占近1/3，截至2003年年底，实际取得银行贷款152.76亿元人民币，占已筹集到建设资金的59.42%。而四城市大学城的占地中，高尔夫、房地产等经营性项目和山体、绿地、水面及闲置地等就占42%。大学城项目已经排在钢材、水泥、电解铝之后又一个高风险贷款项目。
显然，我国大规模的校园建设以及校园的非理性扩充，已经到了非要求我们对此有更科学、理性的指导及约束不可的时刻了。
校园是肩负着教育、科研和社会服务重任的基地，是构成社会的重要社区，也是资源能源消费的大户，涉及面广、数量大、形式多样，因此建设节约型校园不仅对建设节约型社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更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节约型校园的建设，不仅是校园使用过程中对节能策略及手段方面的管理，更应在建设的一开始就抓住节能的关键，在建设标准、用地指标、建筑规模、节能设计等方面严格审批，将节能的把关工作在源头就牢牢控制住。
本期将特邀若干位长期从事校园建设的专家，围绕教学设施建设标准逐高、资源浪费的现象提出见解，以引发更多的关注。并邀请近年来活跃在教育建筑规划设计领域的建筑师和学者撰文，探讨近年来国内外校园规划体现出的新趋向、新理念、新模式、新方法，尝试厘清可持续发展的校园规划建设思路。同时读者也会看到本期展现出的近年来国内外优秀教育建筑建成作品。
校园的建设绝不仅仅是设计大楼这样一桩简单的工作，需要建筑师进行深入细致乃至艰辛痛苦的思考……。能让读者有所感悟，本期专栏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客座主编：庄惟敏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总建筑师，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高等院校勘察设计分会常务理事，副会长
国际建筑师协会职业实践委员会联席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