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当中国高校仅仅用了几年的时间就走过了其他国家几十年才走完的路程，作为这一过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我们看到的不该仅仅是日渐繁荣的表象。当大规模圈地建设、大面积负债经营的怪圈已然成为当前我国众多高校面对的严峻现实，作为校园规划和建筑设计的从业人员，我们能够做的不应该仅仅是指责。
“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基本国策之下的教育设施大建设并未实现真正的大进步，无论是教育本身，还是这一过程涉及的诸多层面。仅仅在校园规划及建筑设计中，就已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建筑不再是承载功能的容器，更多成为用以逐利的资本。
本次论坛特邀几位长期从事校园建设的专家和学者，围绕教学设施建设标准逐高、资源浪费的现象抽丝剥茧，提出个人见解，希望能够引发社会的更多关注，倡导相关建设回归理性道路。

大学城的空间生产逻辑与奇观

█ 朱晔 《城市中国》执行主编，独立艺术家与策展人

中国的大学大多数由国家和各级政府进行管理，这使得其骨架是官办的垂直结构，因而在意识形态和市场经济的双规之下，其变革始终较之社会机构显得迟缓。官办的特征决定了大学对社会公共资源的占有量更多地取决于政府。当得到来自政策的许可之后，中国高校与城市经济的“跨越式发展”相适应，集体地爆发了惊人的能量。高校扩招使得中国全日制大学生招生数由1998年的108万迅速扩充到2006年的540万，中国的高等教育也宣告了从精英化进入普及化的阶段。与此相适应的是各高校在空间上开始急速扩张，这集中表现为各地兴建大学城的反生态奇观。
中国大学城的建设是20世纪90年代继高校合并、高校扩招之后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大手笔。大学城的兴起始于2000年。这年8月，地处河北省廊坊市经济开发区的东方大学城正式开“城”。随后，各地的大学城纷纷上马，越建越多，越建越大。陕西的西部大学城占地400hm2，山东菏泽大学文化城占地466.67hm2，到广州大学城占地已达4 330hm2。就在广州大学城宣布自己是“全国最大”后不久，南京便宣布投入50亿元人民币巨资，打造全国最大的仙林大学城，占地合7 000hm2。截至2004年年中，全国各地大学城约有55个。
我们可以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概念来理解中国的大学城现象。“空间生产”可以概括为：社会空间就是社会产品，每一种特定的社会都会历史性地生产属于自己的特定空间模式。社会生产的主导实践方式决定着空间生产方式。他强调，现代资本主义规划，倾向于成为空间的规划，即人们通过生产新的空间来获得利润。于是，空间不但成为生产资料，而且是生产力，并且作为产品被消费，既被权力所控制，又成为斗争的目标和场所。从这一观点出发来理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就不难发现其核心即在于城市空间的重组。空间与时间、资本的融合，形成了对社会的庞大作用力，空间支配权随之成为了争夺的焦点。
大学城批量化的空间生产也是如此，它并非源自于各省市的集体无意识，而是有意而为之。首先，要建大学城，那么就必须圈地。宅基地也好农耕地也罢，以大学城之名进行土地流转有着足够冠冕堂皇的合法性，而且圈地规模越大越好。南方某市在大学城土地审批过程中，为了省却一次性圈地过大必须上报的麻烦，甚至采用了将整个大学城的用地化整为零，一块一块地在省内审批的做法。其次，大学生一旦进校，一般都必须用四年时间完成其学业，也就是说他们作为高校空间的使用者是不可转移的，这批学生也就成了大学城各类空间实实在在跑不掉的消费者。第三，大学城一旦兴建，就可以按照各类土地面积、学生数量等被转换为对该区域空间经济生产的计划预制，它将完全处于控制之中；进而，作为城市空间战略，大学城是个规模大、品味高的形象工程，整好了就是朝气蓬勃、看得见的政绩；最终，由于先行铺设高校，土地商业开发可以搭上教育的便车，低价获地，借政府与文化之名，由此换取更为高额的土地开发利润。这么一来，各高校作为文化权力机构，在大学城的开发过程中，与政府、银行、商业机构、开发商互相链接为有序的利益共同体。而更为深层的转变则在于：城市空间生产的资本化使得一切与个人社会生活相关的事物都可以以资本的逻辑进行换算，哪怕是教育。
然而大规模开发的后果，是中国高校大面积的负债经营。这种空间生产模式的失败，归结于在高校空间单向扩张的同时，其他类型空间生产的断裂，俗称“环境的整体不配套”，而最主要的是这一行为对高校空间的最终使用者和消费者——学生的忽略。第一批进入大学城的学生往往成为新环境的试验者，他们被批量地放置于教育的孤岛之中，过着景观化的生活（图1，图2）。笔者曾到广州和重庆大学城的美术院校进行走访，在学校任教的朋友说，因为大学城多远离市区，学生与活生生的社会生活基本隔绝，造成了学生创作水平大不如前。好在两地建筑院校都还按兵不动地留在市区，学生们得以穿越街坊里巷，直接体验着城市空间，这也算是万幸吧。
我们可以设想大学城整体环境开发终将带来的繁荣，但这样的繁荣更多是依靠政府对高校周边的整体规划与指令性开发，因为按照自发集聚的模式，其时间成本将是各高校不能承受之重。而另一个不可忽略的是大学教学的季节性特征，它注定了大学城在寒暑假期间的空巢。一旦放假，这么一大块空荡荡的地方荒凉得如同废墟，而一旦开学，废墟又勃发出欣欣向荣的无限生机，这样的奇观，也算是大学城空间生产的中国特色吧。

教育建筑建设“显性浪费”与“隐性浪费”的辩证思考

■ 汤朝晖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按本世纪初的统计数据，教育资源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发达国家为5.1%，我国仅为2.87%。尽管近年来有所改善，但考虑到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总体而言，与先进发达国家比较，我国的教育资源人均投入仍相对落后。这个现实，一方面说明我国的教育投入仍需加大，从总量上是不足，谈不上浪费；另一方面，说明我国在教育投入中没有可供浪费的资本，实际存在的教育建筑建设标准的不恰当逐高等浪费现象应该引起警惕。
但就教育建筑建设标准本身而言，教育资源的浪费同样需要辩证地分析，可分为“显性浪费”与“隐性浪费”两种不同的形式。
盲目地好大喜功，把建设标准定得太高，这类“显性浪费”首先是要避免的，比如过高的建筑内外装饰标准、为了追求形象而建设高层教学楼等。关于这点，建筑师们已有共识。但是，把建设标准定得太低，使建成的教育建筑不能发挥最大的效能，或仅仅满足基本功能而忽视环境育人的教化作用，却是一种“隐性浪费”。这一点，应该引起建筑师们的同样关注。无论过度铺张引起的“显性浪费”，还是过度节俭导致的“隐性浪费”，都不利于教育建筑的长远发展，需要我们辩证地思考。避免前一种“显性浪费”相对容易，而避免后一种“隐性浪费”，就不能简单地靠被动执行已制定的指标来解决，而是有赖于建筑师在对当代教育深入研究后主动把握尺度。
作为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建筑对受教育者的熏陶与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当代的教育已不再仅仅是简单的知识传授，而是对受教育者全面能力的培养。而与之相适应的，往往需要一定的硬件配套 。这在1992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建筑规划面积指标》（先问简称《92指标》）中是找不到依据的，要建筑师基于对当代教育的理解去进行合理的探讨与研究。
在我们参与设计的新建高校教育建筑中，交往空间总是备受关注，往往成为群体组织的灵魂。这类交往空间的表现形式，可以是架空层、扩大的连廊、门厅、空中花园等。如获中国建筑学会“建国60周年建筑创作大奖”300项作品之一的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东教学组团，其中央交往连廊就起了关键的作用。按照《92指标》，这些面积均不属于功能空间，但适度提高这类交往空间的标准，不应被视为浪费，而是现代教育对教育建筑提出的新要求。
按以往的标准，教育建筑0.6～0.65的K值，只能解决简单的交通功能需要，已不能满足内涵日益丰富的当代教育的要求。对于这类交往空间的加入，简单地看，K值有所降低，但适度地给与K值弹性，教育建筑的空间形态与功能适应性却有着质的提高。教学功能与交往空间得到了整合，教育建筑从只能满足单纯知识传授的空间转化为集教育、交往、文化、展览、表演、学生社团等功能于一体的多元空间，给学生的学习生活提供了多样的可能，为培养综合型的新型人才提供了有效的物质基础。适度增加交往空间的面积就能实现教育建筑的功能多样、效率提高，是对教育资源的高效率优化利用（图3，图4）。
对于尺度的适度把握同样至关重要。关于教育建筑的交往空间近年来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目前主要还是在学术层面的讨论，并没有转化为政策层面。因此，在国家对教育建筑的建设标准作出新的调整之前，建筑师更应从理论与实践上加以研究。避免“显性浪费”不难，要做到避免“隐性浪费”，做到教育资源利用的优化，同样需要建筑师付出努力。

对高职院校规模经济与功能分区两个问题的看法

█ 梁海岫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高级建筑师，一级注册建筑师，博士

92指标与高职院校的规模
高校的规模经济表现为扩大办学规模后单位教学成本呈现下降趋势，高职院校校园规模的大小首先决定于办学定位，有研究认为高职院校比较理想的学生规模为5 000～8 000人，是节约资源、提高效益的峰值，再继续增加则效益显著下降①。目前我国新建或扩建的高职院校学生规模均超过8 000人，有的甚至达到12 000人，用地规模参照《92指标》，只不过是将其上限作为下限使用，新校区占地均在千亩左右，各地不分实际情况一刀切，导致占地面积很大，市区无法征地，进而占用郊区土地。有研究已经指出《92指标》需要改进，笔者试结合高职院校特点列表如下②（表1）。
2004年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中已将本科与高职院校的建设用地与校舍面积指标等同，并降低了若干学术性指标要求（对高级职称教师比例、图书馆生均进书量、计算机数量等作了区别），高职院校采用了0.8的折减系数。这些转变反映了管理部门逐步认识到高职院校的办学特点，笔者认为，这些指标还可以降低，并应加大对实训面积与设备配置的要求。
从《92指标》计算得出校园容积率约为0.5，其出发点是为了保证一个良好的办学环境。有学者认为城市生命力在于多样化及“密度之需要”④，为了保持校园建筑中人的尺度感，校园建筑应为3～4层小型建筑，并用拱廊连接⑤，这说明人的尺度感来源于适当的密度值。如果新建校区按照0.5容积率，建设5层左右的校舍，校区将显得比较空旷，大型礼仪景观广场将大行其道。事实也正是如此，当前校区建设土地浪费的现象十分严重。另外，高职院校主要来自“三改一补”，直接从中学跃升到大学，用地本身就存在着先天不足的问题，获得扩建机会时自然雄心勃勃，将各种校舍均布在全部用地上，力求占满土地以免日后土地调整。现阶段地方政府也乐于对此大力支持，拥有的地方高校的规模越大似乎政府的工作成效就越高。调查显示，目前广东省内高职院校校园建设的容积率从0.1～1.2不等，差别很大，其中0.8容积率的学校还可有不错的校园环境，并不让人觉得空间拥塞；高于0.8后，学校将普遍进入积极扩张办学的阶段。调研显示，新建的高职院校校区容积率普遍低于0.5，如果考虑到大型工科实训用房的设置，笔者认为高职院校较合适的容积率应该是0.7左右，既可以满足使用需求，也能有较好的校园尺度感，并能节约用地，在城市用地紧张的情况下，容积率可以再提高20%。确定用地指标时，应尽量根据城市土地使用状况、办学的实际需求来确定调整系数，不宜一刀切。

高职院校功能区的问题
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传统的三大功能区——教学、生活、运动区已经不能满足大学校园教学生活的要求，而呈现出复合化与新功能区两种趋向。高职院校同样体现出这些趋势，同时高职院校面积庞大的实训区是投资最大的功能区，也是衡量一所高职院校办学实力的最重要区域，因此高职院校的校园建设中，实训区是功能区组合无法回避的问题。笔者认为较大型的校园规划可以采用校园单元组合，比如以400m步行半径组织教学、生活与体育组团，但应注意实训区域宜集中设置、分期建设。一是因为实训区是高职院校的特色，占据最大量的教学时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二是实训区是投资最大的区域，将其分割成几块显然不符合集聚与规模效应；三是实训区将承担实际生产职能，分离为单元会阻碍生产区域的整合及校园交通流线的梳理。因此，校园内单元的组合将以集中设置的实训区为交集，进一步来说，比邻或集聚的高职院校也应将实训区域靠近设置，即形成共享实训区。
功能复合化倾向也影响到了单体建筑的设计，近几年高职院校开始出现一体化的实训综合楼，将教学与实训完全融合在一栋建筑内。还有的将图书馆以“总馆+分馆”的模式运营，缩小总馆面积，将分馆设置在各实训综合楼内，这种做法是根据高职院校2+1教学模式（即2年校内学习，1年校外实训，教学与实训在第2学期开始密切交错）而来的，因此出现了“实训综合体”这一新的校舍形式，其特点是将教学、实训、图书阅览综合起来。另一方面，图书馆在高职教学中实际利用率偏低，因为偏重技术层面的教学形成较强的专业壁垒，越高年级的学生去图书馆的次数越少，而更多去实训中心，与研究型大学正好相反。而且由于高职院校没有硕博研究生这类高强度使用图书馆的群体，承担科研项目的教师相对较少，因此，许多高职院校图书馆建成后由于利用率较低而进行了很大的功能改动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高职院校的实训教学楼应该具备一定的生产性。现代工业工艺十分复杂，岗位群分化的教育培训包也日趋复杂，导致办学成本居高不下，高职学生的生均教育经费只相当于普通本科院校的一半⑥，在经济上形成办学必须接受“外援”的特点，否则难以为继；另外，教学目标要求校园内的教学单体具备一定的生产性，才能保证人才输出的适应性与前端性。企业介入高职办学在规划上带来的问题是教学区内将设置工业区，也可以换个角度说是在工业区内设置教学生活区，这也将在建设中带来诸如动力电、供热、供冷、供气、供油、三废处理、原材料运输、成品仓储营销等一系列问题，进而会形成不同于学科类大学的校园形态，这一点在德国、新加坡等高职教育发达的国家已有所体现。举例来说，若生产厂房位于大学校园内，会给具体设计带来校园流线梳理、校舍定性定规模、消防规范是否适用、宿舍使用人群复杂化、校园景观等问题。这些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标准与逐高

█ 王小工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6A6工作室主任兼总建筑师

当今的中国处在经济急速发展和社会生活的转型期，人们在对传统教育体制和模式回眸自审的同时，也对我们教育建设的未来进行着许多新的思考和探讨。正如陶西平先生所说，这是时代对教育的考验！
从事多年基础校园教育建筑的设计实践，工作中有幸与许多优秀的中小学校长们一起沟通和研究探讨校园的建设。这些让人们从内心无比敬重的教育家们，作为我国基础教育的顶梁柱，多年来开拓进取、鞠躬尽瘁，引领与推动着一所所学校不断发展和奋进，毕生的最大心愿莫过于办好一所学校。教育建筑设计实践中，我们也时常从自身的专业角度期待和考问自己：设计一所好学校首先应关注什么？好学校的标准是什么？本文试从两个角度谈一点个人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校园建设“逐高”的关注点
现实中，许多校园建设投入资金的多少与硬件设施水平的高低似乎成了衡量学校建设水准优劣的核心评判标准。硬件标准的逐高就成为当今校园建设中一种水平相互攀比的杠杆。这里并不希望一味指责校园建设中使用方对高标准教学设施的期待，然而中外诸多教育家们的成功教育实践表明，校园建筑设计的着眼点首先应当放在如何充分表达和挖掘一所学校的办学理念和文化传承上，放在如何实现教育建筑功能性和文化性的建设与学校教学管理模式相契合上，放在如何建立和促成师生与校园环境文化之间的情感互动、和谐共生上。一座校园的文化不是空洞的事物，它不仅透过校园建筑空间环境等各种物质形态表达出来，更体现于学校全体成员和各个组织团体的行为方式中。如果说建筑空间环境作为人们行为的载体，两者之间能否形成 “对话”就理应成为设计追求的核心目标，也应是校园建设中水平相互逐高的核心杠杆。

关于“标准”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教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发展，纷繁的教育思想流派和教育模式、多样的办学体制和办学规模都使得今天的教育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教育设施的建设面对诸多不尽相同的新问题、新情况、新任务。然而，大量新建学校的设计实践往往首先面对的是一份似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办学条件标准任务书和不负责未来学校运营与管理的各级教育基建行政管理部门的审批。未来建成的学校是否符合待定学校管理者的教育理念，硬件的空间功能设置是否与未来教学要求和教学模式相匹配，都不得而知。相关部门主管是主而不管，设计人员则是无的放矢做设计，这也难怪许多新学校在入住之后不多时便要“二次更新”了。回眸反思，用主观上的“标准”对应客观上的“非标”，这样的“标准”是否还“准”？
教育资源只有建立在教学设施和设计理念与每一个办学个体差异相匹配的前提下，其真正价值才能得以实现。

从大学的精神反思大学校园设计

■ 冯果川  深圳市筑博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副总建筑师

我国大学的校园规划和建筑设计看似五花八门，但又常常透着一种无趣和相似。这些相似而又无趣的校园设计仿佛是相互参考、相互印证，让人觉得校园应该如此，也只能如此。这些校园往往恢弘气派、秩序森然、压抑人性、空洞乏味。如此的设计氛围不仅扼杀了大学设计的想象力，更是扼杀了大学的精神。
笔者以为，大学校园设计不能以这样的设计方案为参考，也不能单纯听命于业主，丧失专业者的责任和尊严。应该正本清源，回溯历史去寻找大学的精神，寻找能够定义和塑造这种精神的空间。
现代大学始于欧洲中世纪末期，大学（university）一词来自拉丁文 “universitas”，意思是“行会”，与工商业者的行会是一样的，12世纪逐渐固定用来指称大学。这说明对于那时的大学来说，搞教育、做学问不是第一位的，第一位的是搞行会这样一种独立自治的组织。为什么“独立自治”这么重要？因为大学就是可以无条件追求真理的地方，是保护异端思想的庇护所，丧失了“独立自治”就没有大学的教育和学问。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2001年在中国的演讲主题之一就是“无条件的大学”。无条件的大学是理想的大学，是现代文明发展的重要根基。黑暗的中世纪只有在修道院和大教堂里才有高等教育，其研习的学问当然不能与基督教义，但是随着被欧洲遗忘的欧洲文明（古希腊和罗马文明）从阿拉伯世界重新传回欧洲，学者们为了自由地钻研传授这闪耀着人性光辉的文明，为了捍卫无条件求真的权利，逐渐从教会机构中脱离出来成立自己的行会，最终演变为大学。最早的大学是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1158年皇帝费德里克一世颁布法令，规定了博洛尼亚大学不受任何权力的影响，作为研究场所享有独立性，博洛尼亚大学被欧洲大学奉为“大学之母”。脱胎于巴黎圣母院的索邦神学院的巴黎大学是大学的另一个发源地，其历史可追溯至公元9世纪，著名的牛津大学是1167年由巴黎大学的英国师生回国创立的。大学从教会机构中独立出来的过程同时也是欧洲由基督教神性信仰向人文精神过渡的过程。大学可以说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现代性的摇篮。
我国的大学基本上是国家操控的官办大学。近年兴起的民办大学大多又是资本逐利的新市场。可见大学在中国具有很明显的依附性，对权力、资本的依附，对出版、评级、评奖等的依附，大学更像一个官僚机构、商业机构、名利场、交易所……。这些都严重侵蚀着大学的精神与气质。与此相对应的校园设计也趋于豪华、宏伟（大轴线、大广场、奢华的建筑外观……），诚实地反映着中国大学扭曲的精神面貌。
其实中世纪的大学并没有校园，只是散落在城市中的一些建筑。因为没有固定场所反而使大学与教会和君权谈判时更灵活，如果不能为它们所容，大学可以迁移到别的城市。现在大学不但被社会完全认同而且备受推崇，所以大学固定下来，有了美丽的校园。但是我们不应忘记大学的校园应该是催生和保卫这种人文精神的空间，所以大学校园的设计凸显的应是人性，而不是权贵霸气。纠正国内大学的办学思路是一方面，从校园空间的角度重塑大学的精神也是不可或缺的另一面。大学应该简单务实，而不是注重外在形象、故作崇高。正如当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所云：“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学应该尺度亲切、平易近人、自由灵动、充满生机，应该有很多开放的空间鼓励人们交流争论。著名哲学家马克思?韦伯曾经将现代性概括为“去魅化”（disenchanted）——以理性化消除神话的过程。我国现在的大学校园设计所表现出的宏大浮华之气实在非常需要认真的“去魅化”。

校园魅力感悟

■ 褚平，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2A1工作室主任兼室总建筑师

背景与现状
    近十年，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我国高等教育建筑进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时期。1978年我国高等院校校舍总量是3 300万m2，1999年约1.9亿m2，到2009年已达6.2亿m2。在1999年以前，全国高等院校校舍年建设量不足千万平方米，而2004年猛增至5 800万m2，并连续三年保持这一发展势头。据2009年的统计数据，年新增校舍量仍在3 400万m2左右，正在施工的年建设量为4 200万m2。这些数字带给公众的直接体验就是——短期内全国各地几十座全新、可称之为城市或城市片断的大学城瞬间形成。
在这种急速发展的状态下，应对策略基本上是：建设方根据《92指标》和学校专业课程设置及未来发展计划，制定一份控制性的任务书；建筑师在短时间内，根据常识和经验对周边地域环境进行分析，发掘出学校的“特点”来，通过参与招标获得设计项目；校方往往迫于置换校园、扩大招生、经费不足等因素所带来的压力，就要求校园能在一到三年内滚动建成，分期使用。这种速成的建造过程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我走访过一些大学城，无论规模还是形式都趋于雷同；大尺度的建筑群，壮观但缺乏生机；在规划上，校内及周边少有弹性发展的空间，基础生活设施孤立且明显不足，大片广场和绿地 “见物不见人”，给人以大、空、简单、没有趣味的整体印象。
目前这种大环境，虽然给建筑师提供了很多的机会，但同时也扼杀了设计师的思考时间和创造力。当政治和经济因素成为主导力量，建筑师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时，建筑本身的存在就会成为被质疑的对象，探索新的可能性就成为必然。

吸引与思考
走访马萨诸塞州的大学城已是15年前的事了。印象最深的是隔河相望的哈佛、麻省和波士顿三所著名大学，初来乍到的人们只有站在河边才能区分它们，体验到空间和距离。人们一但进入街区就会发现它们没有围墙和边界，完全融入了城市，而在那周围，居然有大大小小33座大学。当时陪同我们的留学生津津乐道的不是著名的哈佛图书馆或科技馆，而是学校周边被城市道路串联或分隔、由建筑围合或退让形成的小广场，以及线性散落着的光怪陆离的店铺。在那里，不分学校、人种、学生或老师，大家经常聚集在一起海阔天空地神聊，小广场上也经常会有人发起各种有趣的活动。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一位哈佛毕业生，因为喜欢这里便开了家店，打算30岁以前，半年游走于世界带回稀奇古怪的货品，半年在剑桥城卖货、聚会。这么多年来，我时常会想起他，并不断问自己“教育究竟是什么？教育行为仅仅是在课堂中完成的吗？”亚洲创新教育科学中心的戴维先生说：“我只有说，才能想。”只有在听说的过程中，才能产生更多、更好或更有价值的想法。不受权威或教授影响的讨论，是奇思妙想和开放性思维的最好训练。由此看来，大学周边的城市环境不就是师生所爱的隐形校园吗！主动营造校园周边社区与城市良性互动的发展模方是双赢的策略。同时我也意识到，在大学校园中存在且需要类似于市民社会繁杂而频密的公共生活；学习、生活和工作的群体集合，是功能、社会、生态、文化和心理的存在。

树木与建筑
因为工作关系，多年来我一直游走穿行在北大的校园里，要说对校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里的树。当年的三角地今天的百年纪念堂前的树荫下，每天中午都挂满条幅摆满桌椅，各个社团在那里发布信息；清晨和傍晚，在未名湖畔的树影婆娑中，三三两两的青年学子们尽情抒写着人生的美好年华；不同时期的建筑，无论新旧，现代还是传统，都在高大树木的簇拥下透射出迷人的魅力，讲述着悠远的历史。而与高大树木相衬的教学建筑群，拥有着“迷宫般”复杂、小尺度的趣味空间。在同济大学我也找到了相同的体验。王伯伟教授在一次会议上说道：“有人批评同济的校园缺少规划，建设凌乱，没有主导建筑风格。但日本的高校访问团却称赞同济校园是中国高校中最漂亮的校园之一。”在实地走访之后，我深深地体会到，同济校园的魅力不仅来自于其本身固有的城市文化影响之下复杂的空间格局，更多来自于与其一起成长起来的生态环境：高大的树木在建筑和人、建筑与建筑之间形成无可替代的“场所感”。无独有偶，美国西北大学的校园中有很大一片色彩斑斓的树林，漫步于林中小路不时会看到涂鸦、广告招贴、雕刻以及吃喝交谈的学生，林子虽然不太精致，但却干净、清爽，并非壮观的摆设，而是成为教学建筑群中的“起居室”。透过枝丫的缝隙望向不远处，美国著名的凯洛克商学院低矮朴素的外观不禁让人怀疑是否有建筑师进行过立面设计。但是如果我们进入室内就会发现其空间的多用性和实用性、设备设施的先进性完全不同于我们所理解的传统意义上的教育建筑空间。这让我顿悟：人的需要、教育的需要不正是当下建筑师首先应该思考的问题吗！对环境和满足教育行为空间的尊重会产生极具魅力的“场所感”，能平衡绞尽脑汁的立面创造所带来的乏味。

前车之鉴
与国外大学校园的总平面图比对，我们会发现，我国新建的大学校区倾向于追求平面构图的完美，校园功能关系、空间秩序、交通流线、生态景观、整体形象完整而明确。当校园占地面积较大时，校园结构多为组团式，以便依据地形条件线性发展。当规模进一步扩张，建筑群的尺度和功能组团之间的空隙也随之加大，简单的组团复制和功能级配往往导致交通联系和使用的不便。这是重视规划物质形态的共性问题，偏重设计本身而忽视学校是否有一个清晰的整体发展策略及校园空间实际使用需求的必然结果。实际上，欧美国家从城市规划到大学建设，也经历过与我们今天的发展类似的过程。在20世纪60年代末大规模建设高潮基本结束后，美国校园扩张的途径是将私立大学在校区周围进行扩散，校园完全开放，与城市及周围社区完融合一体，学校的部分设施可与市民共享；有些公立大学则在城市中建设分校，比如加利福尼亚大学共设有9个分校。而建筑师考虑的更多是已建成物质环境的使用问题，即社会、经济、文化、哲学、历史等要素在城市尺度上的反映。哈佛图书馆在百余年的历史中，发展出大大小小、分门别类近百家，遍布城区各处，各馆都有其无可替代的特色，充分体现了哈佛非中心化的体制。我认为这种发展意识绝非设计师在校区规划之初所能设想出来的。校园规划的复杂性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一个建成后的大学校园作为一个自组织系统在与环境不断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国外大学校园地图之所以呈现出如此肌理形态的原因。

结语
2009年教育部年度报告中提出“人人成才、多元选择、终身学习、系统培养”的教育理念，鼓励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许多大学纷纷收缩传统学科，创建新学科，改变教学模式，成人教育、科研培训、特殊教育、民营办学等机构应运而生。因此我们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更需要关注和思考国内教育理念和教学行为的变化和发展。将建筑设计理念纳入到教育机构整体思想发展的互动过程中。
校园的规划设计，考虑弹性发展因素尤其重要，但弹性发展的可能性并非在规划时简单预留一块发展用地，而是更复杂地体现在校园的整体发展以及每一栋建筑的扩建和改造中。大学的整体规划建设框架不止于设计师眼中的规划设计，为了满足创造知识和传授知识这一终极目标，我们对规划的理解应该涵盖满足教育行为需求所必须的全部空间环境因素。

面对低碳时代的到来，校园建设又该如何思考

█ 徐苏宁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教育建筑专业学术委员会委员

低碳（low carbon），意指较低的温室气体（主要以CO2为主）排放。工业革命至今只有200多年，但随着世界范围内工业的高速发展带动经济的上升，也刺激了人类欲望的不断攀升。人口剧增、高能耗生产、高资源消费的生活方式，使得CO2的排放量越来越大，灾难性的气候变化在全球范围内频频出现，已经严重危害到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
全球变暖是人类必须面对的现实，正式我们制造的人工物成为碳排放的主要根源。校园建筑也脱离不开这个大的社会环境，必须要为低碳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那么，该如何理解校园建筑参与到低碳社会的行动中呢？
首先，我们应该转变设计观念。不贪大求洋，不炫耀技巧，注重地方性，注重自然条件的运用，加大自然采光和自然通风使用，减少制冷、通风、照明等维持建筑功能的能耗。不作过度的建筑装修，尽可能使用地方材料，避免材料加工过程中的碳排放。校园建筑应以简朴为主，做低碳建筑的模范。
其次，注重延长建筑的全寿命周期。尽量减少寿命周期内建筑材料和设备的维护与更新次数，即便是需要拆除或部分拆除，也应充分回收、利用原有材料和设备。建筑材料本身并没有太多的碳排放，大部分都是在运输、加工、施工过程中排放的，因此，应该尽量避免这个过程中的碳排放。
第三，应加大校园绿化面积，保持碳氧平衡。数据显示，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1 000kg的CO2，释放出730kg的O2；每公顷公园绿地每天可吸收900kgCO2，释放出600kg的O2。换句话说，以成年人每天呼出0.9kg的CO2需要0.75kg O2来计算，1hm2森林制造的氧气，可满足近1 000人的呼吸之用。如果考虑到汽车尾气和生活排放等因素，每个城市人需要近40m2的绿地才能维持大气中的碳平衡。因而校园建设应以绿色校园、园林校园、生态校园为目标，老校园更应避免拆绿建楼，设计师应更多去思考如何加强校园空间的综合利用。
第四，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不搞重复建设。学校位于城市中的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与社会形成文化与经济上的良性循环，社会资源可以使学生生活方便，减少不必要的支出，也减少了许多碳排放。而远离城市的“大学城”，势必要考虑自身的需要而重复建设很多设施，教师、学生往返与学校与城市所带来的碳排放是惊人的，也会造成交通及其他社会问题。
2009年8月底，我在呼和浩特参加教育建筑学术年会时有机会参观了内蒙古工业大学建筑馆的改造项目，很受震撼。这是一个非常符合低碳要求的设计实例，原本作为校办工厂的老旧建筑，在内蒙古工业大学张鹏举教授的手下变成了一个非常自然且充满了文化、历史和个性的建筑作品。几乎所有的原有构件、材料都得到了利用，有的变成了维护结构，有的变成了窗饰，有的围合成室内外空间，有的直接变成了艺术装饰品搁置在环境中，就连原有的烟道都被利用作通风之用（图5～图13）。希望读者有机会实地感受这座建筑所蕴藏的精神。我们应当为张鹏举教授击节，也希望更多具有如此胸怀和意识的建筑师坚持自己的理念。
低碳生活已是未来必然的选择，人类已经没有了退路。作为建筑师，我们需要面对，需要思考如何用我们的智慧迎接环境的挑战，让我们的每一项设计都符合人类生存的需要，让每一件作品都能为建设低碳社会作出贡献。

注释
①参见：熊健民．高等职业教育经济功能与规模效益实证研究：［学位论文］．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04．96
②参见：曲冰，梅洪元．对普通高等学校建筑规划面积指标的几点思考．城市建筑，2006（1）
③参见：周广勇，宋政全．高等职业教育导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31
④参见：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金衡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221
⑤参见：C?亚历山大．俄勒冈实验．赵冰，刘小虎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2．65
⑥参见：李建奇．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与实践．北京：科学教育出版社，2006．113